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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晴天9/7/2009 转帖-人生八宝一、结交两种人：良师，益友。 6/29/2009 再别厦大（再别厦大---2009年6月27日晚上厦大研究生课程班毕业典礼着燕尾服黑领结登台朗读 表演 ）
尊敬的各位博导，尊敬的各位论文指导老师，尊敬的企管系全体教职工，亲爱的全体同学们： 今天我郑重地在这里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我工作单位是厦门信达，本科毕业院校是英国家里蹲大学社会科学系，现就读于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班，学号76号，请各位博导审查我的硕士论文，我一定要拿到厦门大学企管硕士学位！ 毕业论文正文如下： 正标题：《再别厦大》 副标题 我怎能如此轻松优雅地离开 作者：07A班李立新 指导教师：厦大企管系全体任课老师
博导们，论文可以开始了吗？ 好的！！
鸟悄儿的 我走了，正如我 蔫了吧唧的来; 我得了八嗖的招手， 不带走 嘉庚群楼的 任何一张 考卷。
那厦大情人谷 泡子边的金柳，曾经是夕阳中等待的 俺媳妇儿；白城波光里的知性美女啊， 在我的心头一浪一浪 一浪又一浪的 折腾啊 折腾。
埋了巴汰的鲤鱼，油了巴叽的在水底 嬉戏 赛脸；在芙蓉湖的旮旯里，我甘心做一把 蒿子。 那映雪楼树荫下的一座啊， 不是研究生班的教学楼，是厦大最美丽的 公厕 猫楼、味儿依旧；
把书本考卷揉希碎，在炸底儿 红十 八十分的谈笑间，07A班假装着贼拉强烈贼啦强烈的 求知欲。
嘎哈啊？嘎哈啊？划拉一把笤帚疙瘩，向厦大一条街（该）的餐馆 晃悠啊晃悠； 整一桌子海鲜 牛肉面 大拉皮儿，在阳光炙热 丰盛的午餐里 嗷唠 嗷唠 吼两嗓子。
但今晚我不能嗷唠，悄悄地 是毕业前 滚犊子的前奏；厦大的扑勒蛾子也为我蔫儿了，台风浪卡也叭叭地绕到走了，管理学院的凤凰木却为我红了；蔫儿了是今晚的 企管班的大老爷们儿！红了是 今晚企管班的 小媳妇儿。
我傻了巴叽地走了，正如我飚的呼的来；我得瑟得瑟衣袖，不带走一嘎达厦大的云彩！我拍打拍打钱包，没领走一只厦大美丽的黄花 闺女！！
再别镇赉再别镇赉---2009年5月29日晚上在884班同学聚会晚宴上创作并朗读表演
《再别镇赉》 鸟悄儿的 我走了，正如我 蔫巴的来; 我得了八嗖的招手，不磨叽 南湖的云彩。
那哈尔淖泡子边的金柳，是夕阳中的 俺媳妇儿； 嫩江波光里的倩儿磴， 在我的心头汩涌啊 汩涌。 埋了巴汰的鲇鱼，油了巴叽的在水底 赛脸；在莫莫格的旮旯里，我甘心做一把 蒿子。 那榆荫下的一座， 不是平方，是一中的 猫楼、味儿依旧； 揉希碎在浮躁间，沉淀着贼拉强烈的升学梦。
嘎哈啊？嘎哈啊？划拉一把笤帚疙瘩，向正阳街（该）的南市场 晃悠； 整一兜子白糖罐儿，在白糖罐儿的Hou ting 里 嗷唠两嗓子。
但我不能嗷唠，悄悄是滚犊子的前奏；镇赉的扑勒蛾子也为我蔫儿了，蔫儿了是今晚的 镇赉香！我傻了巴叽地走了，正如我飚的呼的来；我得瑟得瑟衣袖，不带走一嘎达镇赉的云彩！！ 5/21/2009 聪明女人聪明女人 5/5/2009 转帖-中国思想的缺失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 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 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 改革太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 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 1/23/2009 从国家兴亡“周期率”，看“文革”模式及其失败从国家兴亡“周期率”，看“文革”模式及其失败发表于 2009-01-20 22:06:43 类别：造精神家园
导论：这只是我写给毛泽东思想一个判断，保留一半，再加一半文章中的一节，之所以将其提出来，皆因我的另一篇读书读德国，解构“纳粹”的“文化大革命”文章成为了为文革翻案的大本营。有“喜欢纳粹的狂热爱国情感”的、有喊狂“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有认为“应当对毛泽东功过进行再评价了”的、有认为“文革应予彻底平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张江姚四位同志永远值得劳动人民的尊重。”的等等，至于对本人恶毒谩骂我则认为不值一提，并认为这是我的光彩。 1946年在延安，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之间，有一段关于国家兴亡“周期率”讨论，黄先生讲：“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而它的扩大，有的处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利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愈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弱了。一部分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3岁的毛泽东回答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阅：恍然大悟：难怪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 1946年的毛泽东正领导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在以上对话中，他强调了民主的效用。在与蒋介石的竞争中，他更是将“民主自由”当作争夺人心的最响亮口号。但建国后，毛泽东逐渐选择了另一种有别于民主的个人或少数人的集权模式。由于这种模式以文革为典型和最高峰，出于论述的方便，我简称其为文革模式。在大历史视野中，这种选择其实具有某种必然性，此中既不乏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考虑，更是中国历史循环的巨大惯性所决定的。详见：从“真假共和”，看近代中国的首次百年民主转型 文革模式是一种现代集权模式，它抛弃了传统政治的温情面纱，而吸收了斯大林主义的现代化因素。这种模式虽在集中力量夺取和稳固政权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却具有某些先天缺陷，由于政治权力逐渐集中于毛泽东一人或极少数人，经济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由执政党控制，文化上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化身，故文革模式难以改变传统的特权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坚固结构，反而易与传统结构相互融合并产生变异，进而形成新的特权者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局面。实践中，文革模式不仅在中国带来了包括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在内的若干次灾难，造成民众的巨大苦难；更对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致使民族道德普遍堕落，甚至到了个人依靠谎言才能生存、社会依靠谎言才能运转的地步。参阅：叹周恩来惊人的“六无”，思毛泽东读宋词“痛哭” 文革模式发展到顶峰即是文革，文革虽起因于党内斗争，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必然产物，是两千年专制体制和文化的最高峰。文革的失败，则标志着文革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试解毛泽东晚年的历史困境中强调的：“文革必须死，因为人民必须生。只有对文革以及其代表的极权模式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 现在有“左派”为文革叫好，提出文革中民众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四大自由，可见文革亦有民主自由因素；文革中特权者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文革也具有反特权争平等的意义。他们进而主张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文革,一个是官僚特权者受打击的文革，一个是广大社会成员反抗特权寻求平等的文革，而现在关于文革的言说，皆是官僚特权者利用其话语权，用前一个文革掩盖了后一个文革。 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苟如他们所言，文革不仅求民主自由，而且反特权争平等。法国大革命也不过如此，看来我们确实是大大的失敬了。中国人一向具有能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件，即使是导致民众家破人亡的巨大灾难和罪行，最后都能转化为皇帝的善行。这种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其罕见的。 但我不解的是无基本人权，谈何民主，无独立思想，言何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也不过是蛇在驯蛇者的笛声下翩翩起舞，聊以娱人耳。如果说有两个文革，那么前一个文革，确实是部分官僚特权者受打击的历史；而另一个文革，则是更广大社会成员，遭受更残酷迫害和更非人待遇的历史。前者在夺回权力后，出于政治考虑，阻止了后者对文革罪行的全面清算和对文革制度根源的深刻批判，导致我们今天对文革的研究，是很肤浅和表面的。详见：文革记忆：焚炎帝骨游大禹头，刨岳飞坟掘蒋家墓 文革是“率兽食人”、“人而相食”，是中国历史上寰古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赞美文革和讴歌奥斯维辛，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这主义，那主义。简言之，就是极端化。手段的极端化与概念的虚拟化。文字或语言上，也就是：极言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以主义这种本身就很极端的意识形态来区分人类社会，好就好在极端化，抽空或混淆诸如国家、民族、社会、人等等概念，如，白马不是马。该人不是人。既可以作为对内部的思想控制术，又能作为对外部的精神胜利法。这就容易被伪民族主义者，伪爱国主义者钻空子。于是，杀人不再三是杀人，变成了杀猪，窃国不再是窃国，变成了“人民”爱戴。详见：从人的角度，谈什么是“人民” 今天部分民众“怀念”毛泽东，并非怀念文革，而只是怀念一个政权肇始的政治相对清廉、利益分配相对公平的局面。他们所怀念的毛泽东，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毛泽东，而非现实的毛泽东，本质上只是一个“圣君”的政治符号。亦是少数“左派”为一已之私用来打人的大棒！ 由于“圣君”、“青天”不常有，民众往往会造出一个“圣君”或“青天”，以供顶礼膜拜之需。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除“圣君”、“青天”外，还有其他的出路。参阅：有多少中国人没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少数以“毛泽东”为旗帜反对变革的“左派”，则更类似于清末的顽固派，他们都是某种拘泥于“祖制”或“主义”而罔顾现实的原教旨主义者；都喜欢戴上“民族大义”或“人民大众”代言人的面具争取人心；都孜孜不倦谋求最高权力的支持以阻挡变革。表面声色俱厉，其实也不过是为了掩盖思想的空洞和道德的破产。一个拥有清晰眼光和清澈思想的人，往往会基于对历史的细致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刻体察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对“左派”的鼓惑是免疫的，他绝不会投中国未来的反对票。参阅：面对左声右调，胡绵涛谈“三不”原则 然，我上文中既说到了骂人，那就也导读这么一段：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那人有该骂的地方。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标准，是极道德的。所以根本不骂人，大可不必。骂人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而不骂，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当然，这需建立在政治倡明，没有“文字狱”基础上。详见：左声右调：毛泽东“耍无赖”，周恩来“国骂” 但是，骂人又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被人打的，甚至因为骂而国破、家亡、人死的不在少数。这都是不会骂人的缘故。如，毛泽东“独服曾国藩”“心仪”诗交鲁迅，相信毛公对曾公之骂“对事不对人”，鲁迅之骂“对人不对事”应有研学。否则，怎取二人之长兼而有之，骂遍天下无敌手。奈天命之年不知天命，妄言鲁迅文革时，或闭嘴或死掉或坐牢，且，第三种可能性大。终不如曾文正“三立：立功、立言、立德”之“立德”，让鲁迅反败为胜，“山大王”、“才子加流氓”、阿Q式“要什么是什么，看上谁是谁！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非让你知道点革命厉害的作派”，狂人日记里的真实写照。也难怪某无产阶级革命家晚年私下作诗以对，“流氓才子”引以为傲了。详见：骂人有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换言之，假如毛泽东归来，他会做些什么？ 附：关于正义、“均贫富”的理性思考 什么是正义？众说纷纭。 中国人传统的正义理想是均贫富。所谓“均贫富”，即。贫也好，富也罢，只要大家一样，哪怕是一起饿死，也是正义的，也是正当的，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均贫富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理想，几千年中每一次英雄揭杆，无不以建立“布同衣，饭同食”的均贫富社会为政治口号，号召民众支持自己。就算今天，有人以此口号登高一呼，亦必被认为是应者云集？ 不管怎么说，打江山可以依靠理想动员民众，坐江山则不同，我个人以为，这种“均贫富”理想在毛管理中国的多年中得到了最好的实践。换言之，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历代帝王们都远未像毛一样把这种理想如此彻底地开展实践。结果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里就不多说了。 暨然“均贫富”作为中国人一种几千年来的理想，今后仍将激励不少后人去大胆探索和实践，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此，时至今日，人们有理由怀念毛和他的时代。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的向往均贫富？为什么把均贫富作为一种不变的梦想呢？ 记得弗洛伊德说过梦是愿望的满足，而现实中缺什么人才会想什么。中国社会一直最缺少的一定是财富的分散与均衡分布了。中国社会一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财富总是高度集中，富者穷奢极欲，贫者无以聊生。那些无以聊生者渴望均贫富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而这些人往往是占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大众，因此他们的理想也就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理想。 但是，如果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贫富不均只是一种表象，权利不平等才是这种现象的根源。因为一切社会财富的分配都是按照权利进行的。要真正做到均贫富，必须要权利平等。只有权利平等了，贫富才能真正均起来。如果没有权利平等，均贫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必不可长久。这也是“均贫富”思想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均贫富”思想，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尽管确似天方夜谭。但于中国民众而言，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价值体系错误，他们无力深究，大概也是不想深究吧。当他们再次陷入历史上已出现过无数次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绝境中时，怀念毛、维护毛思想也就成为一些人陷入唯一的选择。 真正的正义只能是权利平等。就如天上不掉馅饼，天上也不掉权利平等。自然界尚且如此，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份，自然也不能例外。拥有更多权利的人绝不会轻易放弃对自然界权利，和众多的人一起分享。因此，权利平等只能靠民众的自身努力去争取。然而，中国人经过几千年权利不平等的熏陶，一方面，已经把权利的不平等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于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好皇帝”。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上天给自己一个“好皇帝”。所以，中国人期待思想上圣人的拯救，而不是思想上的自救，只能是“天上掉馅饼”的理想期待！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悖论。 于是，毛及毛的思想也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座“均贫富”实践的巍峨高山，为横在通往几千年“等权正义”的路上增添了一个注释。只要民众心中这座“均贫富”高山不倒，中国就不会有希望，作为“理想主义”的毛假若地下有知，我想，也是需要思考的。 1/7/2009 博客转帖-改革开放30年英语教育是败笔我记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人开始从中学普及英语教育了。
从此，英语和数学、语文一起位列三大主课程。于是，无数的孩子从那时开始起早睡晚顶烈日冒严寒废寝忘食背单词了。每天学习的三分之一的黄金时间都浸泡在英语字母里。从此一路走下来贯穿每个人的学生生涯之始终。后来，在很多的城市里幼儿园、学前班也都设置了英语课程，小学至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更是全面覆盖……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大力推广英语学习的成果如何呢？厚氏记住了相关媒体上有一组这样的数字：无论城市和农村，全国每年初中毕业生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升入高中后得以继续学习英语；每年高中毕业生只有二分之一的人升入大学继续学习英语；每年大学毕业生的一百三十分之一从事与英语有密切或较密切关系的工作； 用4万亿去富民才能拯救经济（图） 每年大学毕业生的约三百九十分之一有幸去了美国、英国等英语系国家留学……绝大多数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谋生的工作变迁，英语终于成为陌途，渐渐的对那些英语字母似曾从未认识过。
厚氏我想要说的是，中国的所有学生把他学生生涯中的约三分之一的宝贵时间都用到了英语学习上，但绝大多数人最终因现实生活中不需要都不得不把它“荒废”了，英语最终只成了极少数人谋生的工具，真可谓得不偿失。当然，推行英语教育的危害远不止于此，最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首先，英语是没有灵魂的语言工具，如此大规模推广英语是劳民伤财。人所共知，我们的汉语是内涵最丰富的语言，汉字是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法造字的，甚至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故事。中国汉字的扫盲标准是1500个字，理工科大学生一般掌握2000个汉字就可以了。就凭这2000个字，再查查字典，大家可以读书、看报、搞科研。而在英语世界里，没有2万个词汇别想读报，没有3万个词汇别想把周刊读顺，由于英语词汇太多，因此容易忘记是很正常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拿沙士比亚的原著去考考现在国内所谓的英语专家，他们肯定不及格。再说了，明白人都知道，学好语言有两个主要影响因素：一是外部的语言环境，二是年龄。一个美国的学生，从小到大，英语不离嘴，在这样的环境下，读到高中毕业，能看懂报纸就算高水平，中国的学生在外部的语言环境和年龄都很不利的情况下，如果要达到这个水平，我们的学生需要花多大的精力和时间。由于英语考试，浪费大量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使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与日俱下，已经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
正是由于全面推行英语教育的原因，据统计英语教育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产业。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相当于中国一个较发达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学习者数以几亿计。凡是有良知的人细心观察自己的身边，不难发现林林总总的培训学校，补习班；五花八门的考试、测验；种类繁多数以万计的英语课本、参考书、辞典，各式各样的教育器材，等等。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中国外语培训教育机构，目前超过3000家，学费根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的不同，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上海请个家教平均每人每小时的费用达到80元至100元。全国最著名的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成了全国人民为个人为孩子前赴后继的好去处，如同当年的延安，成为一个指标性的灯塔。由于其业绩逐年涨势良好，竟然发展成了一家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
纵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劳民伤财的去推广一门母语之外的外语，而且还是一种没有灵魂的语言。
其次，最不该让英语具有鉴定“人才”的一票否决权，导致伤民误国。目前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3/4的科学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在35岁以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30岁时还没有发表科学见解，那么他一辈子就难以在科学界有所作为了”。大家不难明白，只有在学生时代学好现有的科学知识，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才有利于人才的发展和脱颖而出。这些脱颖而出的人才再经过几年专门深入的研究，恰好是出科学家的最佳年龄。而中国的学生一直到大学四年黄金时间，始终都在拿出三分之一的宝贵时间学习“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笑掉牙”的哑巴英语。错过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当然诺贝尔奖只能和中国人说拜拜，同样地，那些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整个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黄皮肤的华人，美国中小学校的基础教育很差，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政通人和，从上到下无不重视教育，加上中国人勤奋聪明，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呢？原因在哪里呢？难道就真的“宁有种乎”？
当然，中国泱泱大国，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在英语这把具有“一刀切”功能的鉴定“人才”标准尺的衡量下，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不管你是搞中医、中药、古汉语，还是做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编辑和记者，更不论你是搞企管的、做内贸的、拔牙的还是搞兽医的，一概不管你的专业能力，也不问对提高工作的业绩有多大帮助，只要你晋职、评职称、上大学、考研、攻博和应聘等，如果你不过英语这一关，只有两个字：“没门”。在这种可笑的人才培养观的影响下，人世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波澜壮阔的场景出现了：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这门语言疯狂，好象不学好英语就会亡党亡国。于是乎，英语自己做梦也不可能想到，在这个自诩为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度里，竟然获得如此登峰造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奉劝那些相关者，早晨睡醒了没事干，拍拍脑门想一想：这样选出来的真的是人才吗？如果再不改弦易辙，不仅埋没人才，而且伤民误国。
第三，令支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传统文化几近“荒废”。正是在“英语一票否决权”的威慑诱导下，由于英语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学生们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英语，专业课只要能考及格就行。正是在这种“厚英薄中”的利益思想驱动下，终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绵延上下五千年，今天却逐渐式微。于是乎，反应在社会现象上，人伦颠倒、道义不存、是非不分、物欲横流和利欲熏心时有发生，国人好像都成为穿着华丽衣服没有灵魂的动物，于是到处都矗立起一座座拥有高楼大厦却没有灵魂的城市，中国成了一个只追求GDP增长的虚胖的国家。
其实，国民素质的问题，无需外国人说三道四，我国有识之士的自我批判，几近痛心疾首。如《百家讲坛》等宣扬国学栏目的走红，正是有志之士和民间渴求回归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像四书五经等典籍国外都纷纷如获至宝、花费巨资去汲取营养，而我们却舍近求远，弃之如粪土！以儒学为例，应该说儒家思想学说尽管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文化瑰宝，但国内尊儒和批儒之声至今不绝于耳，有人始终认为儒家思想束缚了国人的创造思维，同时也阻碍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儒家文化已在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尤其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甚。恰恰这三个均争相自称真正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国家，其社会秩序、经济实力和民族精神因提倡实践儒学而比我们真的差之甚远吗？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撇开与日本的国家恩怨暂且不论，我们客观的评价日本和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其实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实践。少了它，要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过是故国神游的集体怀旧。回避它，所谓“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空中楼阁而已。退一步讲，即使你全民都学会了满口流利的英语，但却丢失了赖以立身的精神内核，至多也是一群四不像的群居动物罢了。
总之，改革开放30年，中国逐渐摆脱贫困走向富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普及英语教育理应算作一大败笔。充其量，英语只是个工具，我们应该学，而且也能学好，但有必要这样学吗？关键是我们不能舍本求末。
厚氏这厮一向自认为是条耿直的放屁狗，生性爽快直言，眼里揉不下沙子，时而会放狗屁，放完特舒服！您如听着不顺耳，就权当算作狗放屁罢了，不要伤了身体要紧，毕竟春节快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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