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兴亡“周期率”，看“文革”模式及其失败

导论：这只是我写给毛泽东思想一个判断，保留一半，再加一半文章中的一节，之所以将其提出来，皆因我的另一篇读书读德国，解构“纳粹”的“文化大革命”文章成为了为文革翻案的大本营。有“喜欢纳粹的狂热爱国情感”的、有喊狂“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有认为“应当对毛泽东功过进行再评价了”的、有认为“文革应予彻底平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张江姚四位同志永远值得劳动人民的尊重。”的等等，至于对本人恶毒谩骂我则认为不值一提，并认为这是我的光彩。

1946年在延安，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之间，有一段关于国家兴亡“周期率”讨论，黄先生讲：“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而它的扩大，有的处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利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愈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弱了。一部分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3岁的毛泽东回答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阅：恍然大悟：难怪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

1946年的毛泽东正领导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在以上对话中，他强调了民主的效用。在与蒋介石的竞争中，他更是将“民主自由”当作争夺人心的最响亮口号。但建国后，毛泽东逐渐选择了另一种有别于民主的个人或少数人的集权模式。由于这种模式以文革为典型和最高峰，出于论述的方便，我简称其为文革模式。在大历史视野中，这种选择其实具有某种必然性，此中既不乏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考虑，更是中国历史循环的巨大惯性所决定的。详见：从“真假共和”，看近代中国的首次百年民主转型

文革模式是一种现代集权模式，它抛弃了传统政治的温情面纱，而吸收了斯大林主义的现代化因素。这种模式虽在集中力量夺取和稳固政权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却具有某些先天缺陷，由于政治权力逐渐集中于毛泽东一人或极少数人，经济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由执政党控制，文化上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化身，故文革模式难以改变传统的特权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坚固结构，反而易与传统结构相互融合并产生变异，进而形成新的特权者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局面。实践中，文革模式不仅在中国带来了包括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在内的若干次灾难，造成民众的巨大苦难；更对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致使民族道德普遍堕落，甚至到了个人依靠谎言才能生存、社会依靠谎言才能运转的地步。参阅：叹周恩来惊人的“六无”，思毛泽东读宋词“痛哭”

文革模式发展到顶峰即是文革，文革虽起因于党内斗争，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必然产物，是两千年专制体制和文化的最高峰。文革的失败，则标志着文革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试解毛泽东晚年的历史困境中强调的：“文革必须死，因为人民必须生。只有对文革以及其代表的极权模式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

现在有“左派”为文革叫好，提出文革中民众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四大自由，可见文革亦有民主自由因素；文革中特权者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文革也具有反特权争平等的意义。他们进而主张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文革,一个是官僚特权者受打击的文革，一个是广大社会成员反抗特权寻求平等的文革，而现在关于文革的言说，皆是官僚特权者利用其话语权，用前一个文革掩盖了后一个文革。

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苟如他们所言，文革不仅求民主自由，而且反特权争平等。法国大革命也不过如此，看来我们确实是大大的失敬了。中国人一向具有能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件，即使是导致民众家破人亡的巨大灾难和罪行，最后都能转化为皇帝的善行。这种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其罕见的。

但我不解的是无基本人权，谈何民主，无独立思想，言何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也不过是蛇在驯蛇者的笛声下翩翩起舞，聊以娱人耳。如果说有两个文革，那么前一个文革，确实是部分官僚特权者受打击的历史；而另一个文革，则是更广大社会成员，遭受更残酷迫害和更非人待遇的历史。前者在夺回权力后，出于政治考虑，阻止了后者对文革罪行的全面清算和对文革制度根源的深刻批判，导致我们今天对文革的研究，是很肤浅和表面的。详见：文革记忆：焚炎帝骨游大禹头，刨岳飞坟掘蒋家墓

文革是“率兽食人”、“人而相食”，是中国历史上寰古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赞美文革和讴歌奥斯维辛，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这主义，那主义。简言之，就是极端化。手段的极端化与概念的虚拟化。文字或语言上，也就是：极言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以主义这种本身就很极端的意识形态来区分人类社会，好就好在极端化，抽空或混淆诸如国家、民族、社会、人等等概念，如，白马不是马。该人不是人。既可以作为对内部的思想控制术，又能作为对外部的精神胜利法。这就容易被伪民族主义者，伪爱国主义者钻空子。于是，杀人不再三是杀人，变成了杀猪，窃国不再是窃国，变成了“人民”爱戴。详见：从人的角度，谈什么是“人民”

今天部分民众“怀念”毛泽东，并非怀念文革，而只是怀念一个政权肇始的政治相对清廉、利益分配相对公平的局面。他们所怀念的毛泽东，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毛泽东，而非现实的毛泽东，本质上只是一个“圣君”的政治符号。亦是少数“左派”为一已之私用来打人的大棒！

由于“圣君”、“青天”不常有，民众往往会造出一个“圣君”或“青天”，以供顶礼膜拜之需。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除“圣君”、“青天”外，还有其他的出路。参阅：有多少中国人没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少数以“毛泽东”为旗帜反对变革的“左派”，则更类似于清末的顽固派，他们都是某种拘泥于“祖制”或“主义”而罔顾现实的原教旨主义者；都喜欢戴上“民族大义”或“人民大众”代言人的面具争取人心；都孜孜不倦谋求最高权力的支持以阻挡变革。表面声色俱厉，其实也不过是为了掩盖思想的空洞和道德的破产。一个拥有清晰眼光和清澈思想的人，往往会基于对历史的细致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刻体察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对“左派”的鼓惑是免疫的，他绝不会投中国未来的反对票。参阅：面对左声右调，胡绵涛谈“三不”原则

然，我上文中既说到了骂人，那就也导读这么一段：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那人有该骂的地方。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标准，是极道德的。所以根本不骂人，大可不必。骂人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而不骂，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当然，这需建立在政治倡明，没有“文字狱”基础上。详见：左声右调：毛泽东“耍无赖”，周恩来“国骂”

但是，骂人又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被人打的，甚至因为骂而国破、家亡、人死的不在少数。这都是不会骂人的缘故。如，毛泽东“独服曾国藩”“心仪”诗交鲁迅，相信毛公对曾公之骂“对事不对人”，鲁迅之骂“对人不对事”应有研学。否则，怎取二人之长兼而有之，骂遍天下无敌手。奈天命之年不知天命，妄言鲁迅文革时，或闭嘴或死掉或坐牢，且，第三种可能性大。终不如曾文正“三立：立功、立言、立德”之“立德”，让鲁迅反败为胜，“山大王”、“才子加流氓”、阿Q式“要什么是什么，看上谁是谁！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非让你知道点革命厉害的作派”，狂人日记里的真实写照。也难怪某无产阶级革命家晚年私下作诗以对，“流氓才子”引以为傲了。详见：骂人有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换言之，假如毛泽东归来，他会做些什么？

参阅：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内需不足”的根源何在？

附：关于正义、“均贫富”的理性思考

什么是正义？众说纷纭。

中国人传统的正义理想是均贫富。所谓“均贫富”，即。贫也好，富也罢，只要大家一样，哪怕是一起饿死，也是正义的，也是正当的，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均贫富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理想，几千年中每一次英雄揭杆，无不以建立“布同衣，饭同食”的均贫富社会为政治口号，号召民众支持自己。就算今天，有人以此口号登高一呼，亦必被认为是应者云集？

不管怎么说，打江山可以依靠理想动员民众，坐江山则不同，我个人以为，这种“均贫富”理想在毛管理中国的多年中得到了最好的实践。换言之，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历代帝王们都远未像毛一样把这种理想如此彻底地开展实践。结果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里就不多说了。

暨然“均贫富”作为中国人一种几千年来的理想，今后仍将激励不少后人去大胆探索和实践，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此，时至今日，人们有理由怀念毛和他的时代。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的向往均贫富？为什么把均贫富作为一种不变的梦想呢？

记得弗洛伊德说过梦是愿望的满足，而现实中缺什么人才会想什么。中国社会一直最缺少的一定是财富的分散与均衡分布了。中国社会一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财富总是高度集中，富者穷奢极欲，贫者无以聊生。那些无以聊生者渴望均贫富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而这些人往往是占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大众，因此他们的理想也就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理想。

但是，如果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贫富不均只是一种表象，权利不平等才是这种现象的根源。因为一切社会财富的分配都是按照权利进行的。要真正做到均贫富，必须要权利平等。只有权利平等了，贫富才能真正均起来。如果没有权利平等，均贫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必不可长久。这也是“均贫富”思想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均贫富”思想，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尽管确似天方夜谭。但于中国民众而言，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价值体系错误，他们无力深究，大概也是不想深究吧。当他们再次陷入历史上已出现过无数次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绝境中时，怀念毛、维护毛思想也就成为一些人陷入唯一的选择。

真正的正义只能是权利平等。就如天上不掉馅饼，天上也不掉权利平等。自然界尚且如此，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份，自然也不能例外。拥有更多权利的人绝不会轻易放弃对自然界权利，和众多的人一起分享。因此，权利平等只能靠民众的自身努力去争取。然而，中国人经过几千年权利不平等的熏陶，一方面，已经把权利的不平等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于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好皇帝”。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上天给自己一个“好皇帝”。所以，中国人期待思想上圣人的拯救，而不是思想上的自救，只能是“天上掉馅饼”的理想期待！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悖论。

于是，毛及毛的思想也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座“均贫富”实践的巍峨高山，为横在通往几千年“等权正义”的路上增添了一个注释。只要民众心中这座“均贫富”高山不倒，中国就不会有希望，作为“理想主义”的毛假若地下有知，我想，也是需要思考的。